2021年3月2日，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康樂村600米的城中村大街上，上千名制衣廠的老板手持招工牌和樣衣、排成長隊，等待務工人員前來挑選。圖/IC
本刊記者/陳惟杉
發于2022.4.18總第1040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2022年需要就業的1600萬城鎮新增勞動力中，高校畢業生占據1076萬人。高校畢業生已經取代農民工，成為討論就業話題時最需要關注的對象，甚至被認為是能否達成今年就業目標的關鍵。
隨著逐年擴招，將今年高校畢業生總數推上千萬人，但是伴隨人才培養過程中結構性矛盾的逐漸積累，在今年供需矛盾加重的情況下更增加了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難度。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應該拿出哪些短期與長期舉措？就此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很大，我國高校畢業生已經在整體上“供大于求”了嗎？
曾湘泉：整體上，如果考慮到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的事實，中國就業壓力并不是很大。“七普”相比“六普”，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000萬人。但目前青年失業率上升的問題尤為突出，統計局公布的16~24歲人口失業率，即青年失業率，今年1~2月的數據為15.3％，同比高出2.2個百分點，遠超“5.5％以內”的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標。
青年失業率高企，首先是源于勞動力市場的動態屬性，即存在所謂摩擦型失業，特別是對于高校畢業生而言，需要經歷“找工作”的過程；其次，經濟下行導致需求收縮，短期總量矛盾突出；再次，結構型失業問題不容忽視，這與高校學生能力的培養有關，而且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三個矛盾匯聚到一起，導致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很大。
世界范圍內，青年就業都受到經濟景氣程度影響，但中國面臨的問題是：無論經濟形勢好壞，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始終難言樂觀。按照人均GDP測算，中國人均GDP跨過1萬美元門檻，收入水平屬于中等偏上。統計表明，部分高收入國家每10萬人中有大學生12667人，而中國已達到15467人。按照我們2004年《變革中的就業環境與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基于各國毛入學率比較估計，大學生擴招在2010年便會出現供過于求。迄今看到的普遍“過度教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這一點。其實，一些企業和政府的事務性工作甚至連高中生都可以勝任，很多單位動輒則要研究生。至于過度教育，包括名義過度教育與實際過度教育的成因及其后果，可以看我們最近出版的《推動實施更高質量就業》這部研究報告。有一點可以肯定，供需失衡直接帶來的影響便是應屆畢業生平均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比例的降低，這一比例從高校擴招后便一路下行，直至2011年，從110％~120％區間降低至60％。在一些企業，工資水平甚至出現新的“腦體倒掛”，也充分說明供需矛盾發生根本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不斷有關于年輕人更愿意送外賣而非進入工廠的討論，你如何看待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問題？
曾湘泉：隨著去年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對藍領工人的需求有所收縮，招工難現象有所緩解。不過需求暫時收縮并不意味著結構矛盾不復存在。吸納藍領勞動力的主要是制造業，以及中低端服務業，這些行業普遍面臨勞動年齡偏大的現實，如很多家政服務從業人員已年過50歲，甚至60歲，我們曾建議，未來中國家政服務市場需要向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開放。
此外，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問題還主要表現在地域之間、學校之間、專業之間。一些專業屬于失業率較高的“紅牌專業”，這些專業設立門檻低、招生規模大，如法學，該專業失業率高達30％以上。還有一點，也需要高度關注，這就是就業市場的歧視性招聘也加劇了結構性矛盾，比如對于“雙一流”學校的要求，對于碩士、博士學歷的要求，使得一些本就屬于就業困難的群體就業更加困難。
總量問題與短期經濟景氣程度有關，而一旦經濟景氣程度提升，勞動力是否擁有崗位需要的知識，特別是是否擁有硬能力和軟能力，便變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此結構性問題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更長遠和更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靈活就業人口已經達到兩億，對這種規模越來越大的就業形態應該如何看待？
曾湘泉：靈活就業不是一個統計范疇，嚴格意義上講，只有對應“正規就業”和“標準就業”概念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標準就業”。正規就業指的是有勞動合同、提供社保和法律保障的單位雇傭。個體工商戶、小時工等則屬于非正規就業的范疇。靈活就業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國內概念，很難進行統計界定，靈活就業英文flexibility of employment，其本意指的是“就業的靈活性”，靈活可以是時間的靈活，也可以是空間的靈活，比如一些遠程可以完成，不需要坐班的正規就業，也是靈活就業。但現在媒體，包括政府一些文件所說的“靈活就業”更接近“非正規就業”，或者國際勞工組織講的“非標準就業”。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中文說靈活就業更中性些，沒有褒貶的含義。
如果從上述非正規和非標準就業來定義和統計，中國這部分靈活就業的人數確實規模很大，按照我們的估計實際已超過2億人，占比相當高。“靈活就業”也有占比過大問題，其中存在一部分人因為觀念改變，出于自身意愿選擇“靈活就業”，包括到新經濟中的平臺去靈活就業，但也要承認，有很多人是找到正規或標準工作有困難，成為一種無奈選擇，這部分人的就業質量，無論是客觀的收入和保障，主觀的滿意度等均較低。從長期來看，包括平臺經濟在內的各種“靈活就業”，都存在穩定性、可持續性以及職業發展和社會保障等問題，需要加強深入研究和提出應對的措施。
中國新聞周刊：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從而有效地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
曾湘泉：短期內能夠使用的政策工具比較有限，一方面可通過擴大畢業生“見習計劃”規模，讓其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另外一方面要容忍失業率暫時上升，估計伴隨疫情防控好轉，經濟加快增長，矛盾會有所緩和。
從長期來看，要加大改革力度，制定新的發展戰略。我們最近提交了一個研究報告，提出應該在部分高校就業率較低的專業中，啟動從招生-培養-就業的“一條龍就業信息反饋工程”。在招生階段，打通信息共享渠道，要求試點高校在對外招生時，發布各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去向、就職單位和工作崗位等完整信息。對于報考人數較少、就業率較低或匹配度差的專業，要采取限期整改、合并或停辦等措施調整招生規模，并將此納入財政資金是否繼續支持決策范圍。
在培養階段，要求高校緊貼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修訂和完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建立大學生人才培養信息管理系統，通過收集整合“課程、競賽、學業、實踐”等大數據，對大學生進行分層、精準、個性化指導，幫助其評估就業選擇路徑、收益與風險等。特別是，要針對高校重概念、輕實踐現狀，大力推動構建包括硬能力和軟能力在內的人才培養“能力清單”制度。
在就業階段，要充分發揮政府就業指導部門的相關職能，完善就業見習補貼政策，積極促進高校和企業對接，鼓勵中小企業為大學生提供“業務和管理”相結合的“就業見習”崗位。政府要健全大學生靈活就業保障機制，為自由職業、平臺就業的大學生提供社保補貼、養老和醫療保險，為有創業意向的大學生提供政策咨詢、融資、場地及稅費減免等措施。
中國新聞周刊：近期社會上有關于在我國人才培養體系中應該更重視普通高中，還是同等重視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的討論，討論的背后是對于現有人才培養體系無法滿足現實需求的焦慮，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曾湘泉：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及其討論某種程度上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思維階段。我個人在前些年說過，應該是將教育改革至少放到與規模擴張同等重要的位置。目前各界爭論的普高與職高比例的問題由來已久，其實不論普高、職高，還是本科、大專，各類學校都普遍存在不重視人才需求分析，能力或素質模型缺位的突出問題。從理論角度來看，不要再討論是否需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而是要聚焦如何提高各類人力資本投資的效率。從國際的經驗來看，無論普高或職高都有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簡單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不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問題的討論要引向如何通過改革，培養出有能力的就業市場需要的人才。我們當然不能走“休克”療法的路子，但漸進式改革也需要樹立長期目標，且要實實在在地推進改革。
其實這也不是新問題。2004年時，咨詢公司麥肯錫就曾針對上海75家跨國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訪談發表過一個報告，其結論是中國面臨人力資源困難。報告認為，中國每年培養160萬名年輕工程師，是美國的9倍，但只有10％可以滿足跨國公司的語言要求和能力要求，而印度是25％，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到企業調研會發現，企業非常焦慮，有企業負責人反問我，“你們大學都培養出一些什么人啊？”不要說畢業生的責任感、思維能力、團隊精神等有所缺失，就連閱讀、寫作、聽說、計算等這樣的基礎技能都存在問題。哈佛大學實行通識教育，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是選修，但說明文寫作則是必修課。中國的大學鮮有開設寫作課，而我們知道，作為一名文科生，其生命的80％要在閱讀和寫作中度過。
所以說，應該強調以能力為導向的教育體系改革。無論研究型大學或教學型大學，知識可以通過學習獲取，但能力要結合實踐才能獲得。2006年，我曾到意大利參加一個活動，期間到意大利都靈大學觀摩，當時旁聽了一節管理學院的營銷課程，5名研究生分別上臺，展示為摩托羅拉一款傻瓜手機在都靈市場銷售設計的營銷方案，老師是摩托羅拉都靈地區的銷售總監。可以想見，這樣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的人才能很好適應營銷崗位。
總的來說，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需要深入和系統思考人才培養方式改革，同時個人、學校、社會都需要改變就業觀念，在新的形勢下，僅僅靠一張文憑就能換得一個好職業的時代應該說已經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