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10后小朋友談死亡教育”的視頻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視頻一方面贏得網友對孩子們表達能力的贊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大眾對于死亡教育的討論。記者搜索發現，近年來，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廣州大學等部分高校開設了死亡教育相關課程，除了理論知識的教授，寫遺書、立遺囑、參觀殯儀館等課外實踐形式也逐漸加入到教學當中。
開設《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的山東大學基礎醫學院醫學心理學與倫理學系副教授王云嶺說，這門課讓學生對死亡、事業、社會產生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從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規劃，“名為談死，實為論生”。
課程
內容包括寫遺書、參觀殯儀館
去年11月，山東大學數十名學生到濟南市蓮花山殯儀館，參觀包括遺體告別、火化、骨灰寄存在內的整個殯葬流程。
帶隊老師王云嶺告訴記者，2006年他便開設了《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的課程，目的是緩解醫學生對解剖課的恐懼。直到2014年，這門課被制作成視頻在慕課等學習平臺正式上線，并成為第一批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之一。
“我離死亡應該還有一段距離，但是，聽了老師的講課，我將會更加珍惜生命”、“出于想要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選修這門課，但上完課后收獲比預料的要多得多”。很多學生在慕課的交流區留下這樣的話。
早在2000年，廣州大學就開設了我國大陸地區第一門死亡教育課程《生死學》。除了生與死的本質概念，包括器官移植、臨終關懷、自殺等話題也被納入課程中。2009年，基于9年的教學經驗，創設這門課的胡宜安教授編著了大陸地區唯一生死學教材——《現代生死學導論》，成為不少高校開展生死學課程的教材之一。
北京大學2017年開設《死亡的社會學思考》，主講老師陸杰華教授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談道，西方的死亡社會學一共關注三個議題：死亡、臨終和喪親，基本涵蓋了人在生命周期中與死亡能夠發生的不同關系。
此外，協和醫學院、廣東藥學院等部分高校近年來也陸續開設了類似課程，寫遺書、立遺囑、寫墓志銘、生命卷軸復寫、參觀墓地殯儀館、到安寧療護病房做義工等生命教育的形式也逐步進入到教學實踐當中。
授課
學生選修生死教育課要抽簽
王云嶺的死亡教育課在學校很受歡迎，一個班120個名額，抽簽才能選到。因為學生選課呼聲高，去年他又增設了一個班。以公開課的形式在三個高校課程平臺上線的這門課，每學期報名人數總和超過兩萬人。
而胡宜安的《生死學》入選2018年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也被同學們稱為“網紅課”。
“因為要帶學生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安寧病房等地參觀，每學期上課人數都盡量控制在70人左右。”陸杰華說，或許因為內容特殊，上課時同學們都能聚精會神。而作為一門考查課，其效果評定主要靠讀書報告和項目文本設計完成。“有些同學會在課下提出不同的看法，講述他們曾經或正在面臨的死亡問題。其實很難通過一學期課程改變已有的生死觀念。”陸杰華說，課程會從社會學角度講解死亡的不平等、人瀕死時社會關系的變動等，也會為學生講解從抑郁到自殺的過程以及如何調節等問題。
由于大陸地區死亡課程較少，陸杰華告訴記者，備課選用的基本是國外相關教材。由于課程是以專題形式開展，還會邀請相關專家講座，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選擇這門課，他們在做項目設計時也會從各自領域尋找選題，例如法學院同學會探討安樂死的法律制度環境等。
問題
理論多實踐少，開展不夠規范
王云嶺介紹，當前死亡教育課程存在理論過多，實踐體驗過少的問題。“理性認識可能會被束之高閣，因此要形成更深刻的體驗，需要從感性上有所認識。”王云嶺說，受體制和課時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課外實踐只進行了參觀殯儀館的活動，由學生們自愿報名。
陸軍軍醫大學護理學院教授羅羽在去年發表的論文《國內外死亡教育發展現狀分析與展望》中指出，目前中國內地已開設死亡教育課程的高校不足20所，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死亡教育課程在中國內地的開展也不夠全面和規范。
針對國內死亡教育的現狀，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主任醫師顧晉認為，與歐美、日本等國家成熟系統的死亡教育相比較，中國的死亡教育理論和實踐仍處于初級探索階段，教育內容、教學方式及模式都有待進一步提高。
■ 釋疑
1 死，并非經歷越多越看透
“10后小朋友談死亡教育”的視頻下有網友留言：“大人是通過時間和事情的積累，才可以漠視或者看透死亡，小孩子心性單純，內心當中沒有經驗來解讀死亡。”對此，王云嶺認為，人們對死亡的看法確實受閱歷影響，但不同的經歷帶來的影響也有所不同。
2017年，上海市某醫學院校就“死亡教育的需求”對1485名醫學生進行調查發現，接觸臨終患者、經歷他人死亡事件和參加葬禮的經歷越多，對死亡教育的需求程度越高;此前，媒體對廣州大學選修《死亡教育》課程的學生進行調查發現，選擇死亡教育的學生中，有過自殺念頭或有過失去親人經歷的占多數。
王云嶺介紹，需要通過正面的死亡教育，告訴學生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能體驗生命的美好。
2 孩子接觸死亡并不可怕
“小孩子不該過早接觸這些!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時候監護人也要起到引導的作用。會不會有悲觀情緒影響心理健康”同樣是一段來自網友的質疑。
對于這一問題，王云嶺告訴記者，學界早有定論，死亡教育不應該有年齡界限，但不同年齡進行死亡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又當有所區別。“從國外經驗來看，幼兒園進行死亡教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王云嶺說，死亡教育并非盲目的死亡宣傳，對孩子的教育可以使用具有比喻暗示意義的材料，例如《一片葉子落下來》、《爺爺變成了幽靈》等優秀圖書繪本作為工具，而非直接去殯儀館看遺體，導致孩子無法分清現實與想象。
3 死亡教育并非美化死亡
“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美化死亡，不是教人怎么死亡，而是教人珍惜生命。”面對這一質疑，王云嶺說，“課程‘名為談死，實為論生’，是以生死學為取向的生命教育。”
王云嶺說，要客觀地認識死亡，“認識到生命的停止就像生命誕生一樣，是一個自然事件。”以此喚起人們的死亡意識，認識到死亡是生命的必要組成部分。
“但一般人理解的死常常指的是別人的死亡，而非自己的死亡，認為即使會發生，也在遙遠的未來。”王云嶺說，事實是，每個人的死亡都不可控，要讓人們認識到，死亡并不是病人和老年人的專利。
王云嶺說，普及“死亡教育”更大的意義在于讓學生對死亡、事業、社會產生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從而做出更合理的人生規劃。
■ 聲音
優死同樣是一種權利
今年兩會上，顧晉提出全民開展死亡教育。他認為，死亡教育是培養和提升人們應對及處理死亡事件的能力，中國的死亡教育處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理念開展死亡教育尤為必要。
“優生是一種權利，優死同樣是一種權利。”顧晉稱，我國平均每分鐘有7個人被確診為癌癥，4人因癌癥死亡。臨終三個月過度治療，病人受苦，最終人財兩空。為了避免悲劇重演，應通過死亡教育，為腫瘤終末期患者提供更多人文關懷、心理護理等服務，幫助人們樹立科學正確的生死觀。
